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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14 10:38:41【3409754】
发展的巨大隐患,必须进行防范和化解。1.建立各级地方政府基本财力保障机制,从体制上消除地方政府盲目举债的条件。在合理划分各级政府事权、财权的基础上,重新界定地方各级政府的支出责任;通过不断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和确定构成各地财力的主体税源,建立和完善各级地方政府的基本财力保障机制。这样能够降低地方政府支出需求对举借债务的过分依赖,即便在财力不足的情况下,中央政府也能准确掌握各级地方政府的财力缺口,便于合理控制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2.构建降低地方政府债务责任转移预期的行为控制机制,削弱地方政府举债动机。要从根本上削弱地方政府盲目举债的动机,只能从降低地方政府债务责任转移预期入手,要建立债务风险分担机制和责任联动机制,将举债存在的外部成本内部化,增强地方政府债务偿还责任意识,降低地方政府在举债过程中将责任转移给其他主体的预期,从而控制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4.加强对地方政府性债务的管理,从举借、使用和偿还方面防范债务风险的发生。除了尽快修改《预算法》、《担保法》等赋予地方政府举债权外,重点需要整顿投融资平台,规范地方政府性债务的融资机制;要将地方政府债务收入和支出纳入财政预算管理,建立资金使用的信息披露机制,对整个债务使用环节进行监管,提高债务资金的使用效率;要建立长期、中期和短期的债务偿还准备金制度,明确偿债责任主体和资金来源,防止偿债资金链断裂而形成债务风险。谢谢大家。万钢:现在请陈经纬委员发言。请伏来旺委员准备。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经纬集团董事局主席 陈经纬:各位委员,我的发言主题是《将香港打造成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平台》。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十年来,在国家“走出去”战略指引下,中国企业在世界众多国家和地区开展投资合作,不仅有力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而且全面提升了中国企业的现代化和国际化水平。但是,从总体上看,中国企业“走出去”规模小,仍处于“初级阶段”。我们更要看到,今天中国的经济格局与30多年前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内地涌现出一大批实力强、资金雄厚的企业,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向纵深发展,全球资源重组,内地经济增长和企业发展正遭遇资源、市场、环境等因素的瓶颈限制。中国外汇储备已达3万多亿美元,欧美等国期待中国的投资并购,也在客观上对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提出了要求。因此,内地有条件的企业主动“走出去”,积极参与全球竞争和资源分配,是大势所趋,也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中国企业如何“走出去”?怎样走得“更稳”、“更好”、“更有成效”,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紧迫课题。不久前,在李克强副总理指导关心下,由香港中国商会创办的首届“中国海外投资年会”形成的重要共识就是:要把香港作为加快实施国家“走出去”战略的重要平台。把香港作为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平台,是发挥香港特殊优势和适应内地迫切需求的最佳结合。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贸易、航运和信息中心,汇聚中西文化,拥有大量国际资金和既熟悉香港、又了解内地、而且掌握国际市场讯息和通行规则的专业人才,香港企业还拥有遍布世界的营商网络。如果能把香港的这些特殊优势,与渴望“走出去”、但因不熟悉国际市场且缺乏跨国经营经验和融资渠道的内地企业密切结合起来,定能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一条捷径,必将为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开拓一片广阔天地。为此,李克强副总理访港时要求内地企业与香港企业联合“走出去”。这是一项富有远见的正确决策。把香港作为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平台,又能促进香港功能角色的华丽转身,推进香港的持续繁荣稳定。具体来说就是:从以前香港企业自身或联合海外企业到内地投资为主,转身为与吸引内地企业到香港、到海外投资相结合;从以前吸引内地各省市到香港招商引资为主,转身为与大力营造氛围搭建平台吸引全世界到香港招商相结合;从以前邀请外国投资者到香港与内地各省市招商机构对接交流为主,转身为与邀请内地对外投资机构、企业到香港与外国招商机构、企业对接交流相结合。如果说过去30年香港的商机主要来自国家“引进来”的决策,那么未来更多的商机和繁荣将蕴藏在实施国家“走出去”战略的征途中。当前,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许多挑战和困难,需要政府、商会等中介机构、企业各方的相互配合、共同克服,积极推进。为此建议:中央政府及相关部门可以从以下八个方面加快推动内地和香港企业联手“走出去”:第一,国家对外投资主管机构和香港特区政府相关部门与中国海外投资年会理事会等民间机构要建立相应联系机制,以共同推动这项工作。第二,积极创新对外投资、并购的方式,鼓励国企、民企与香港企业合作,以香港注册成立的港资公司向海外投资并购。第三,重视完善对民营企业“走出去”的融资支持,制订相应投融资信贷扶持政策。第四,加快将香港建设成为最主要的人民币离岸中心,成为离岸人民币的流动性聚集地、融资中心、定价中心和财富管理中心,助推人民币国际化。第五,加强高端产业和优势产业领域对外投资,鼓励企业在境外开展高端技术研发。第六,积极培育一批有国际影响力的跨国公司,切实履行社会责任、法律责任和道义责任,完善对外投资服务的保障体系以防控投资风险。第七,国家驻外使领馆进一步加强对中国海外投资的保驾护航。第八,充分利用香港特殊优势作为国家民间公共外交的重要平台。谢谢大家。万钢:现在请伏来旺委员发言。请梁季阳委员准备。全国政协委员、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副主席 伏来旺:各位委员,我代表全国政协民族宗教委员会和内蒙古政协发言,题目是《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的“三牧”问题》。“三牧”即牧业、牧区、牧民。按国家产业划分属“大农业”,但其特殊性明显。一是草原不同于农田,一旦毁坏难以恢复;养畜不同于种地,牲畜既是生产资料,也是生活资料。二是“三牧”大多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牧民生活方式和习俗与“三农”差异大。三是生产方式上,“三牧”游牧定居结合,使草场永续利用。“三牧”关系国家统一、民族团结、边境安宁。“三牧”曾经的失误都源于脱离实际。内蒙古在“土地改革和合作化”时期,牧区一度照搬农区办法,曾一夜之间屠宰牲畜无数,造成重大损失,影响人心稳定。时任内蒙古党委书记的乌兰夫同志与区党委经过调研,提出“三不两利”(即:不分不斗,不划阶级,牧工牧主两利)与“稳宽长”(即:政策要稳、办法要宽、时间可以长)的政策,中央在全国牧区推广。“文革”中,有的地方曾开垦草原种粮,以致草原至今未恢复。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国家高度重视“三农”,但“三牧”曾一度有所忽略。以内蒙古为例,2011年各种涉农涉牧补贴、项目资金约150亿元,其中涉牧补贴和项目资金仅47.54亿元。另据有关研究人员反映,国家惠农政策一百多项,但涉牧补贴仅十几项,生猪、奶牛补贴也大多只惠及到城郊农区。当前,“三牧”在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不容忽视的主要问题,一是有的地方推进工业化与保护牧区草原产生了矛盾;二是有的矿业开发引发与牧民的纠纷;三是有些地方政府在实行“退牧还草”和生态移民中,工作简单化,以致花钱建好了“牧民新村”,而牧民不愿进、稳不住;四是牧民的草原情结、文化心态和习俗未得到充分尊重,心理上不平衡;五是牧区开发与《草原法》、《草原管理条例》中的“草畜双承包”、“双权一制”等法规发生冲突等。这些问题发生在局部,但解决不及时会影响大局。国务院去年颁布的《关于促进牧区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有利于“三牧”的工业化、城镇化。为进一步抓好落实,现提出如下建议:第一,要充分认识“三牧”的特殊性。我国牧区大多远离中心城市和市场,社会发育程度远不及城镇乃至农村。牧民生产生活与草原放牧紧密相连,劳动知识、技能简单,一些人笃信宗教,对新的生产生活方式期待不够强。这些特殊性决定了“三牧”实现城镇化、工业化的复杂性和长期性。政府要加强教育引导,但根本是要从实际出发,防止犯“急性病”,切忌一刀切和强迫命令。第二,要充分认识草原生态对我国环境安全的重大作用,切实处理好开发与保护的矛盾。资源开发应以坚持《草原法》为前提,不能随意改变草牧场的用途和承包关系。在可开发的地方,要坚持工牧协调、科学规划、分类指导,特别要坚持以水为先、以水为限的原则,即有矿有水可优先开发,有矿能引水合理开发,有矿没水禁止开发。近年来,内蒙古坚持“点上开发、面上保护”,用1%资源开发获(赚)取的利润反哺草原,换取99%的良好生态,这种做法值得肯定。第三,要协调好开发企业与当地牧民的利益关系。针对有的企业不顾群众利益甚至伤害牧民感情的问题,要教育和纠正,更要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还可尝试牧民以草场使用权入股的形式,让牧民参与到企业的生产经营中。第四,要切实解决以工补牧、以城带牧的问题,搞好总体规划,并坚持“稳宽长”的原则。我国牧区地域广阔,大城市很难辐射到。应重点建好县(旗)及以下城镇,上联中心城市,下接广大牧区;牧民外出方便,交通成本低;房价和生活消费合适,易扎根;地缘近、语言通、习俗同,有归属感。有条件的县(旗)工业园区建设,要通过畜牧业产业化带动周边牧区,形成以工补牧、以城带牧,与牧民住房、就业、医疗、子女入学等事业协调发展的良性循环。有条件的地方,还可培育、支持牧业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第五,国家要在“两化”带“三牧”方面进行顶层设计,并要有法律保障。要进一步完善《民族区域自治法》、《草原法》和《草原条例》,将草原生态补偿、生态资源价值属性、环境行为界限等加入其中。建议开征“草原矿产资源补偿费”,设立“草原保护补偿资金”,开征一般环境税及补偿性的污染排放税,用于草原生态建设。谢谢大家。万钢:现在请梁季阳委员发言。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梁季阳:各位委员,我发言的题目是《改变土地开发思维破解土地利用困境》。一、土地利用的格局应该做出重大调整。随着国民经济快速发展,耕地占用持续呈高位态势。分析“十二五”发展目标,预计全国新增建设用地需求在4000万亩至4500万亩,超出规划安排1000万亩以上,经济社会发展迫切需要土地的支持。近年来,国土部门做出了很多探索与努力,推出了基本农田保护,耕地占补平衡,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等一系列政策。但是,确保18亿亩耕地的红线仍然面临巨大的压力,因征地引发的群体事件时有发生,土地始终是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的重要问题。这些都提醒我们,土地利用的思路必须改变了!二、城镇、工业用地上山是唯一的出路。我国是一个耕地资源十分紧缺的国家,但并不是土地资源紧缺的国家。福建省号称是八山一水一分田,浙江省是七山一水二分地。除了18亿亩耕地外,我国还有45.6亿亩林地,59亿亩草地。我国的土地资源是十分丰富的。当前土地开发的目标应该是耕地外围大约14亿亩的低丘缓坡土地。这些土地是指海拔300米以下、坡度在5°至25°之间的丘陵地带。由于区位上的优势,也由于开发成本、政策导向的问题,目前土地开发方热衷于占用平地上的农田,低丘缓坡地基本无人问津。况且,按照现行《土地管理法》和《森林法》的规定,低丘缓坡地被归入林地时,在建设占用时仍然需要建设用地指标。在用地政策和审批程序上,坡地开发也没有任何优惠。土地最基本的功能是生产性种植功能和空间承载功能,即承受工厂、住宅等建筑物。平地农田可具备上述两项功能,而缓坡山地因土壤瘠薄,缺乏生产性功能,但是完全具备空间承载功能。因此,符合逻辑的选择就是城镇、工厂上山。三、城镇、工厂用地上山的实践经验。现代工程机械大型化,设计施工技术水平提高,提供了大规模变山丘为平地的可能。近些年来,浙江、云南、山东等省“向山要地”、城镇建设“上坡上山”的实践取得一定的成果。浙江省丽水市在荒芜的山丘土地上,削峰填谷,整治出万亩平整土地。其南城区块已安排工业项目用地8948亩。上千年历史的山城重庆,给了我们一个在丘陵山地建设现代城镇美好家园的范例。香港土地资源严重短缺,只能向山地开发,而山顶已经成为高端人士聚集的住宅区域。四、关于低丘缓坡土地开发利用的几点建议。1.适时修改《土地管理法》和《森林法》,为山丘缓坡地开发提供法律支持。此前,适当出台相关条例,协调不同规划的衔接,做好城镇建设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林地利用规划之间的融合。为鼓励建设用地上山,适度降低建筑密度、容积率的要求,试行征地与转用供地分离。2.对于平地农田与山丘缓坡的开发采取差别化的政策。应该严格限制占用平地农田,个别情况下,确需占用者应加大其占地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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